个人简介

顺治

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1638-1661），清太宗的第九子，崇德三年戊寅正月三十日戊时（晚七点至九点）生，其母为永福宫庄妃，博尔济吉特氏，即孝庄文皇后。崇德八年（1643年）二月十六日承袭父位，时年六岁，由叔父睿亲王多尔衮及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第二年甲申，正值明朝崇祯十七年正月，改元顺治。

九月自盛京迁都北京，十月初一日即皇帝位于武英殿。顺治七年（1650年）摄政王多尔衮死，世祖始得亲政。在其母孝庄文皇后的帮助下，他励精图治，宵旰靡倦。他整顿吏治，注重农业生产，提倡节约，减免苛捐杂税，广开言路，网罗人才，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后因爱子、宠妃的相继病亡，福临受到了巨大的精神打击，身体每况愈下，后又染上了天花，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子刻崩于紫禁城内的养心殿，年仅24岁。1663年葬入河北遵化清东陵的孝陵内。顺治有8子、6女。

顺治六岁登位，由叔父多尔衮和堂叔济尔哈朗摄政，是清王朝入关的第一个皇帝。1644年多尔衮再明将吴三桂的邀迎下，乘明亡之乱率清兵入关，消灭李自成的顺王朝，定都北京。建立一个占据全国的王朝，1650年多尔衮病死，十四岁的福临亲政，在位十八年。他注重整肃明王朝遗留下的腐败吏治，推行与民生息的政策，为稳定社会，恢复经济，巩固清王朝统治政权作出贡献，初创了清王朝走向强盛的新局面。为康乾盛世打创下基础。

人物评价

史书评价

《清史稿》：顺治之初，睿王摄政。入关定鼎，奄宅区夏。然兵事方殷，休养生息，未遑及之也。迨帝亲总万几，勤政爱民，孜孜求治。清赋役以革横征，定律令以涤冤滥。蠲租贷赋，史不绝书。践阼十有八年，登水火之民于衽席。虽景命不融，而丕基已巩。至于弥留之际，省躬自责，布告臣民。禹、汤罪己，不啻过之。书曰：“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为民父母。”其世祖之谓矣。1

今评：虽然前期有多尔衮和孝庄文皇后的帮助，但顺治皇帝亲政后，他整顿吏治，注重农业生产，提倡节约，减免苛捐杂税，广开言路，网罗人才，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他为巩固清王朝统治作出了贡献，初创了清王朝走向强盛的新局面。为康乾盛世打下了基础。

性格

福临有胸怀大志富于进取的气质，又存在着浮躁易怒、任性放纵的顽症。顺治八年二月皇太后告诫皇帝的谕中有“惩忿戒嬉”，这是母知其子，可谓说到了病根。后来和尚木陈忞说他“龙性难撄”，茚溪森说他“生平性躁”，看法都是一致的。

本来从努尔哈赤开始，清廷的规矩是宫女不以汉人充当。但在太监的影响下，福临追求声色，耽于逸乐，选收汉人宫女。顺治十二年竟派内监赴江南采买女子，弄得大江南北人情惶骇，为避免灾祸临头，纷纷嫁女而“喧阗道路”。七月兵科右给事中季开生特上疏谏阻。福临览奏非常气愤，他强辩说根本无买女子之事，于是将其革职，流放尚阳堡。像季开生这样真心为清朝、为福临着想而被惩罚、被流放的言官不止一人。

事后，福临怕因此堵塞言路而一再求言，十五年五月御史李森先上奏说，皇上屡下求言之诏，而大小臣工犹然迟回观望的原因在于，“从前言事诸臣一经惩创则流徙永锢，遂相率以言为戒耳”。他建议要开路，首先应将因建言被流放的李呈祥、季开生等予以恩赦。一遇到这一实际问题，福临又恼火了，他斥责李森先“明系市恩徇情”，“著吏部从重议处”。李森先又险些遭到流放。福临刚愎自用，对一切冒犯其尊严或不顺心者，动辄惩处。十二年八月国史院检讨孙自式目睹吏治败坏的现实，上疏自请为本县县令，但这违背了居官回避乡里的原则。对此，福临却采取了人们意想不到的举动：“诏赐牛黄丸归里养疾”。其对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图海的处理则纯属滥施专制淫威了。

十六年闰二月，福临突然谕吏部：“图海向经简用内阁，期其恪恭赞理，克副委任。乃不肯虚公存心，凡事每多专擅。无论朕所见未见之处，恣肆多端，即在朕前议论，往往谬妄执拗，务求己胜..如阿拉那一案，问理不公，是非颠倒，情弊显然”，“负恩溺职，殊为可恶”。于是将其革职，家产籍没。阿拉那是二等侍卫，因被诬告抽刀击人，经兵刑两部审理定罪，最后奏请福临批准执行，此案已经结束，与图海无关。福临故意扯来，借题发挥，显然是因图海在其面前“务求己胜”而大为恼火。

福临的任性还表现在该惩而不惩。顺治十二年他已严令不许太监干政，并立十三衙门铁牌，禁令昭昭，但十五年二月就暴露了“内监吴良辅等交通内外官员人等”，“作弊纳贿，罪状显著”之事。如按十三衙门铁牌敕谕应“即行凌迟处死”。福临却另有一番言辞：“若俱按迹穷究，犯罪株连者甚多。姑从宽一概免究。”“自今以后，务须痛改前非，各供厥职。”其实这话仅用之于太监，而与太监交通勾结突出者，如大学士陈之遴以及陈维新、吴维华等人，却遭到了流放盛京或宁古塔的惩处，太监，尤其是吴良辅却仍然安然无恙。这种福临自己也无法解释的自坏章法的原因，是他偏爱太监之故。

但福临并不是将错就错到底的昏君，这位在人生道路上大胆迈进，具有鲜明个性而尚不成熟的青年君主，仍具有真诚之心。他在坚持满洲特有权利而严厉惩处汉臣的同时，也并非没有自己的思想。当议政五大臣会议逃人法时，他曾表示：“因一罪犯牵连众人，荡家废产远徙他方，朕心不忍。且所议大小官员等罪亦属太过”。要求其“详慎定议”，“另议具奏”。十三年六月在谕八旗各牛录时说逃人法中所定的株连罪“非朕本怀也。尔等亦当思家人何以轻去，必非无因。果能平日周其衣食，节其劳苦，无任情因辱，无非刑拷打，彼且感恩效力，岂有思逃之理？”这是发自肺腑的明察之言。

十七年五月他更向吏部发出这样的谕旨：“朕统御寰区，焦心图治，前此屡有引咎省躬诏谕，自今追思，皆属具文，虚邀名誉，于政事未有实益。且十二、三年间时有过举。”“向因建言得罪流徙降革等官，吏部详察职名事迹，开列具奏。”他再次希望“科道各官尤当尽言无隐，即朕躬阙失，亦直言勿讳，朕不惟不加罪，并不芥蒂于心”。在此谕后，季开生复原官、归骸骨，李呈祥、魏琯等免罪。所赦言臣尽管很少，但终能自责并见诸于实际行动。

生平

崇德八年(1643年癸未明崇祯十六年)

正月太宗有病，命和硕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诣堂子行礼。八月太宗坐逝于寝宫清宁宫，无疾而终。礼亲王代善及诸王文武群臣定议，拥立太宗第九子福临为嗣皇帝，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辅政，明年改元顺治。福临于大政殿举行即位大典。九月葬太宗于盛京昭陵。十月上太宗尊谥为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文皇帝，庙号太宗。

顺治元年（1644年甲申）

正月顺治帝御大政殿（笃恭殿）受贺，命礼亲王代善勿拜。郑亲王济尔哈朗谕部院各官，凡白事先启睿亲王，而自居其次。二月祔葬太妃博尔济吉特氏于福陵。改葬以罪赐死之妃富察氏于陵外。三月大学士希福等进删译《辽史》、《金史》、《元史》。李自成攻陷北京。明崇祯帝自缢。四月固山额真何洛会告肃亲王豪格悖妄罪，废为庶人。晋封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为多罗饶余郡王。大学士范文程启睿亲王多尔衮往定中原。以大军南伐祭告太祖、太宗。顺治帝命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赐敕印便宜行事。李自成称帝，大顺军撤离北京，焚毁前明宫殿。一片石之战，清军击败李自成派出的唐通，扫清了入关障碍，明吴三桂降清，封为平西王。

五月多尔衮率大军抵达燕京，明文武诸臣士庶郊迎清军入城。多尔衮进入皇城，居火后余生的武英殿理事。令官吏军民以帝礼为明帝发丧。令故明内阁、部院诸臣以原官同满洲官一体办事。按制葬明庄烈帝皇后周氏、妃袁氏，熹宗皇后张氏、神宗妃刘氏。明福王朱由崧即位于江南，改元弘光，以史可法为大学士，驻守扬州督师。

六月多尔衮及诸王、贝勒、贝子、大臣等定议迁都燕京，遣辅国公屯齐喀、和托、固山额真何洛会前往盛京迎驾。迁明太祖神主于历代帝王庙。铸各官印兼用国书。

七月考定历法，为时宪历。以迁都祭告上帝、陵庙。多尔衮谕令，因军事方殷，新补各官可暂服用明式衣冠。设故明长陵以下十四陵官吏。多尔衮致书史可法，劝其主削号归藩，史可法严词拒绝。始修乾清宫。

八月顺治帝车驾到达广宁，给明十三陵陵户祭田，禁止樵牧。

九月于紫禁城东南建堂子。顺治帝车驾到达通州，多尔衮率诸王、贝勒、贝子、文武群臣于行宫朝见顺治帝。顺治帝自正阳门入宫。初定郊庙乐章。奉安太祖武皇帝、孝慈高皇后、太宗文皇帝神主于太庙。

十月顺治帝亲诣南郊告祭天地，遣官告祭太庙、社稷。以睿亲王多尔衮功最高，命礼部建碑纪绩。上太宗尊谥，告祭郊庙、社稷。顺治帝御皇极门（后改称太和门），举行入关后的登极典礼，颁诏天下，大赦。加封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王，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为和硕英亲王，多罗豫郡王多铎为和硕豫亲王，复封豪格为和硕肃亲王。定诸王、贝勒、贝子岁俸。定摄政王及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冠服宫室之制。定皇帝卤簿仪仗。仿照盛京清宁宫之制，定坤宁宫祭萨满礼。定朝会乐章。定赐宴群臣朝贺大典，内监不得列席。

十一月设满洲司业、助教，官员子孙有欲习国书、汉书者，并入国子监就读。罢明定陵守者，其十二陵仍设太监二人，量给岁时祭品。入关内首次祀天于圜丘。

十二月出明府库财物，赏八旗将士及蒙古官员。以太宗第六女固伦公主下嫁固山额真阿山子夸扎。以何洛会、巩阿岱分别祭祀福陵、昭陵，告慰进军关内功成。假冒故明太子案发，诛杀相关人员15人。入关后第一次大规模圈地。

顺治二年（1645年乙酉）

正月命多罗饶余郡王阿巴泰为都统，代豪格征山东。以太宗第七女固伦公主下嫁内大臣鄂齐尔桑子喇玛思。命房山县岁以太牢祭金太祖、世宗陵。

二月始修《律例》。谕豫亲王多铎移师定江南，英亲王阿济格征讨李自成。三月始祀辽太祖、金太祖、世宗、明太祖于历代帝王庙，并定从祀大臣。四月葬故明殉难太监王承恩于明帝陵侧，给祭田、建碑。豫亲王多铎师至扬州，谕南明史可法投降，史可法拒降被杀，清兵对城内人民持续进行了十天大屠杀，史称“扬州十日”。

以太宗第八女固伦公主下嫁科尔沁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子巴雅斯护朗。初行武乡试。五月命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纂修《明史》。赐诸王以下百官冰，著为令。多铎师至南京，故明福王朱由崧及大学士逃遁太平，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以城投降。命满洲子弟就学，十月一日赴监考课，春秋五日一演射。定叔父摄政王仪注，凡文移皆曰皇叔父摄政王。免皇后租，并崇文门米麦院。宣诏平定江南捷音。乾清宫修缮竣工，开始修缮太和殿、中和殿、位育宫（即保和殿）。

六月再次强制推行剃发令，皇太妃逝。发布诏告：清廷兴兵，本无意兼并，只为明清和好；但因李自成兴兵导致了明国祚灭亡；清军自关外整旅入关，乃是代明雪恨……以此来消弭汉族的反满情绪。并命于十月在江南举行乡试，以笼络汉族士人。册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多尔衮亲自谒拜孔子庙。闰六月李自成逃亡湖北九宫山，自缢而死。定群臣公以下及生员耆老顶戴品级。诏谕严禁谏官朋党相争。定满洲文武官品级。定诸王、贝勒、贝子、宗室公顶戴式。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隆武政权，鲁王朱以海在绍兴建鲁王监国政权。

七月享太庙。上太祖武皇帝、孝慈武皇后、太宗文皇帝玉册玉宝于太庙。设明太祖守陵太监四人，给祀田二千顷。禁中外军民衣冠不遵国制。清兵进至嘉定，进行三次大屠杀，史称“嘉定三屠”。

八月以英亲王阿济格出师有罪，降郡王，鳌拜等议罚有差。十月豫亲王多铎师还，顺治帝幸南苑迎劳之。以太宗次女固伦公主下嫁察哈尔汗子阿布鼐。加封和硕豫亲王多铎为和硕德豫亲王。十二月更定朝仪，开始罢内监朝参。

顺治三年（1646年丙戌）

正月以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师西征四川。增定俸给之制：最高摄政王年俸银2000两，最低骁骑校30两。郑成功在福建沿海一带抗清。二月罢江南旧设部院，差在京户、兵、工三部满汉侍郎各一人驻江宁，分理部务。三月翻译完成《洪武宝训》。赐傅以渐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多罗饶余郡王阿巴泰逝。四月摄政王多尔衮谕停诸王大臣启本。修盛京孔子庙。五月多尔衮贮信符于睿王府。重申严禁奴仆逃亡的“逃人法”。十月和硕德豫亲王多铎还师，上郊劳之。太和殿、中和殿修缮完成。定皇帝行幸迎送礼。十一月明唐王朱聿在广州建立绍兴政权。明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建永历政权，十二月位育宫修缮完成。定诸王入朝降舆及列朝坐次仪注。郑成功在海上起兵抗清。

顺治皇帝的养心殿

顺治四年（1647年丁亥）

正月因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府邸殿堂台基逾制及擅用铜狮铜鹤，罚银2000两。定亲王世子例，其爵秩视郡王，仪仗照亲王例。三月赐吕宫等进士及第有差。谕京官三品以上及督、抚、提、镇各送一子入朝侍卫，察才人使，无子者以弟及从子代之。命郊社太牢仍用腥。《大清律》成。停止圈地。七月加封和硕德豫亲王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建射殿（即箭亭）于左翼门外。多尔衮罢郑亲王听政，只令豫亲王参与。顺治帝幸边外阅武。十月更定銮仪卫品级，每级官员各降一级。十二月礼部尊谕新定服制。定摄政王对皇帝停止行跪拜礼。是年，在京畿大规模圈地。

顺治五年（1648年戊子）

正月和硕肃亲王豪格师还，衍禧郡王罗洛宏卒于军，至是丧归，辍朝三日。三月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因罪降为多罗郡王。和硕肃亲王豪格有罪论死，顺治帝以不忍置之于法，幽禁之。寻因激愤死于禁所。闰四月复济尔哈朗爵为和硕亲王。七月初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定诸王、贝勒、贝子、公、公主、和硕格格等应用金器数目。八月允许满汉官民互相嫁娶。十一月祀天于圜丘，以太祖武皇帝配享。追尊太祖以上四世为皇帝，并奉册宝于太庙。

顺治六年（1649年己丑）

正月定内三院官制。三月辅政和硕德豫亲王多铎薨，摄政王多尔衮师次居庸，还京临丧。四月皇太后（即太宗中宫皇后博尔济吉特氏）逝。六月英亲王阿济格向摄政王多尔衮争叔王衔，论其为骄妄罪并禁议部事。十二月多尔衮妻元妃死，令两旗牛录章京以上官员及妻皆衣缟素，六旗牛录章京官员以上皆去缨。

顺治七年（1650年庚寅）

正月多尔衮纳肃亲王豪格妻。二月上太后谥为孝端正敬仁懿庄敏辅天协盛文皇后，合葬昭陵。五月多尔衮至连山亲迎朝鲜国之女，是日成婚。十二月初九日，摄政王多尔衮逝于喀喇城。顺治帝亲自祭奠于郊外，臣民为其服制。收摄政王信符，贮藏内库。尊摄政王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议英王阿济格罪。顺治帝亲政。

顺治八年（1651年辛卯）

正月和硕英亲王阿济格谋乱，幽禁之。十日，礼部上顺治帝亲政仪注，十二日，顺治帝亲政，御太和殿。十七日，聘科尔沁部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二月将行大婚典礼，吴克善拟送女进京，顺治帝不允。停山东临清烧制宫殿用砖。追尊多尔衮为成宗义皇帝，祔于太庙。移内三院于紫禁城。二十三日，定皇太后、皇后及诸妃衣冠制度。

二月上昭圣慈寿皇太后尊号。苏克萨哈、詹岱、穆齐伦首告摄政王多尔衮逆节皆实，籍其家，诛杀其党羽；追罪多尔衮，削其尊号及其母妻追封，撤庙享。闰二月幽禁阿济格于别室，籍其家。定阿附多尔衮诸臣罪，刚林、祁充格俱获罪。

三月命诸王、贝勒、贝子分管六部、理藩院、都察院事。定王公朝集例。定斋戒例。许满洲、蒙古、汉军子弟科举，以甲第除授。

四月遣官祭祀岳镇海渎、帝王陵寝、先师孔子阙里。定元旦、冬至、皇帝万寿为三大节及其仪注。定诸王大臣陪祭、扈从、接驾、送驾仪注及驾出巡幸，别造香宝随行，并铸扈从各印，加“行在”二字。

六月定诸陵坛庙祀典。诏明神宗陵如其他十二陵，以时致祭，设守陵户。命修缮祖陵，设守陵户，定祭礼。复朝日、夕月礼。定皇后大婚仪及皇后仪仗制。八月定顺天府乡试满洲、蒙古为一榜，汉军、汉人为一榜，会试、殿试如之。戊午，册立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亲王吴克善女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九月定朝仪。改承天门为天安门。建朝日坛于朝阳门外，夕月坛于阜成门外。

十月赐阿济格死。封肇祖、兴祖陵山曰启运山，景祖、显祖陵山曰积庆山，福陵山曰天柱山，昭陵山曰隆业山。

顺治九年（1652年壬辰）

二月颁布六谕碑文于天下。加封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叔和硕郑亲王。三月罢诸王、贝勒、贝子管理部务。赐满洲、蒙古贡士麻勒吉，汉军及汉贡士邹忠倚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四月定诸王以下官员舆服制。允礼部议，一月三朝，春秋一举经筵。定常朝仪注。设宗人府官。五月更定詹事府官品级。定皇后、皇妃纳采礼制。七月定名皇城北门为地安门。九月更定王以下祭葬礼。幸太学释奠。拟定亲往外边迎达赖喇嘛。十月尊太宗大贵妃为懿靖大贵妃，淑妃为康惠淑妃。

十二月顺治帝于南苑召见五世达赖喇嘛。每旗设宗学，凡未受封宗室之子十岁以上均可入学。

顺治十年（1653年癸巳）

正月谕令改变仅有满臣奏事的局面，此后，凡章奏，令满汉侍郎、卿以上会同奏进。更定多罗贝勒以下岁俸。顺治帝阅读《通鉴》，问大臣历史上的各个圣明之君谁最优，陈名夏以唐太宗对，而顺治帝以为明太祖的各种立法可垂永久。三月幸南台较射。赐太常卿汤若望号通玄教师。命各部院奏事停用绿头牌。四月亲试翰林官成克巩等。陈名夏事件发生，28名汉官遭到训斥。五月追封舒尔哈齐为和硕亲王，额尔衮、界堪、雅尔哈齐、祜塞为多罗郡王。六月追封塔察篇古、穆尔哈齐为多罗贝勒。慈宁宫成。增置内三院汉大学士，院各二人。设立十三衙门，谕戒宦官干政，所设太监级不过四品。

七月以皇太后谕，发内廷节省银八万两赈济遇水灾民。八月以太宗十四女和硕公主下嫁平西王吴三桂子吴应熊。二十四日谕内院，查历代废后事例具闻。二十六日，谕礼部，以皇后为睿王所定，未经选择为由，废除皇后为静妃。二十七日，诸臣上疏，废皇后之事要慎重详审。

十月命大学士、学士于太和门内更番入值。初六日，诸王大臣会议，应于满洲官民、蒙古贝勒以下，大臣以上女子中选立皇后。是年，定诸王授爵以素行为封号，定亲王一子封世子，嗣亲王；郡王一子封长子，嗣郡王；辅国公一子授辅国公；奉恩将军子孙世袭罔替。

顺治十一年

正月罢织造官。二月朝日于东郊。始行耕藉礼。定每年仲春亥日行耕藉礼。三月皇三子玄烨（即康熙皇帝）生。以多罗慧哲郡王额尔衮、多罗宣献郡王界堪、多罗通达郡王雅尔哈齐配享太庙。四月以皇太后命，停命妇更番入侍后妃旧例。五月定皇后、嫔妃、亲王福金、固伦公主以下，辅国公夫人以上之顶珠服饰例。幸西苑，赐大臣宴。六月立科尔沁镇国公绰尔济女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停宗室子弟习汉字诸书。定銮仪卫制度。

顺治十二年（1655年乙未）

正月修《顺治大训》。纂《资政要览》，顺治帝亲写序文。以修建乾清宫、景仁宫、承乾宫、永寿宫，遣官告祭天地、太庙。三月颁布重视文教上谕。设日讲官。四月诏修《太祖圣训》、《太宗圣训》。五月郑亲王济尔哈朗逝。六月封博果铎为和硕庄亲王。命名宫禁为紫禁城，后山为景山，西苑南台为瀛台。命内十三衙门立铁牌，严禁内监干政。九月定武会试中式者殿试如文进士。十月定纂修《玉牒》之制。

顺治十三年（1656年丙申）

正月修《通鉴全书》、《孝经演义》。三月初幸瀛台。闰五月乾清宫、坤宁宫、交泰殿及景仁宫、永寿宫、承乾宫、钟粹宫、储秀宫、翊坤宫修缮完成。六月谕善待满洲包衣家人。七月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逝。顺治帝开始移居乾清宫。

八月承皇太后训示，编《内则衍义》书成，顺治帝亲写序言。九月追封和硕肃亲王豪格为和硕武肃亲王。谕礼部，晋内大臣鄂硕之女贤妃董鄂妃为皇贵妃。

十二月册内大臣鄂硕女董鄂氏为皇贵妃，颁恩赦。加上皇太后尊号为昭圣慈康恭简安懿章庆皇太后。命礼部筹建奉先殿。准开玉牒馆纂修《玉牒》，每十年一开馆。定三年举行一次大阅礼。

顺治十四年（1657年丁酉）

正月祈谷于上帝，以太祖武皇帝配享。谕令停止八旗举行乡会两试。三月奉太宗文皇帝配享圜丘及祈谷坛。以太祖武皇帝、太宗文皇帝配享方泽。以配享礼成，大赦天下。顺天、江南等地发生科场舞弊案。四月设置盛京奉天府。

十月以开日讲祭告先师孔子于弘德殿。幸南苑。始行阅武。修孔子庙。昭事殿、奉先殿成。召见海会寺僧憨璞聪。

十一月奉先殿修成，奉列朝帝后神位，定元旦、冬至、万寿、册封、月朔望，奉帝位于前殿，帝亲行礼。十二月以皇太后疾愈，赉旗兵，赈贫民。是年编制《赋役全书

顺治十五年（1658年戊戌）

正月因皇后于皇太后病中有失定省之仪，命停其笺奏，只存皇后之号，册宝照旧。顺治帝亲试丁酉科顺天举人，考场设在太和门，以满兵监视。因皇太后病愈，下诏大赦。停祭祀堂子。因皇太后病愈，祀圜丘，祀方泽，祀太庙社稷。

二月因内监交接外廷，命内大臣严讯。三月提审内监吴良辅交结外官，受贿钻营，拟斩。追封科尔沁巴图鲁王女为悼妃。追封皇四子为和硕荣亲王，建坟园如制。五月裁撤詹事府。六月停诸王以下孀居福金岁给俸禄银米，照八旗孀居命妇例各半俸一年。七月改内三院大学士为殿阁大学士。设翰林院及掌院学士官。九月以内院大学士觉罗巴哈纳、金之俊为中和殿大学士，额色黑、成克巩为保和殿大学士，蒋赫德、刘正宗为文华殿大学士，洪承畴、傅以渐、胡世安为武英殿大学士，卫周祚为文渊阁大学士，李霨为东阁大学士。

十一月定宫中女官员额品级。顺治十六年（1659年己亥）二月以云贵荡平，命今秋举行会试。五月发内帑银三十万，以其半赈济云贵贫民，一半当作兵饷。九月尊兴京祖陵为永陵。十一月顺治帝猎于近郊，先后次汤泉、三营屯。遣官祭祀明帝诸陵，并增陵户，加以修葺，禁止樵采。

十二月定世职承袭例。加公主封号。

顺治十七年（1660年庚子）

正月京师文庙成。以御极十七年以来，天下未治，下诏，本年正月祭告天地、太庙、社稷，抒忱引责，自今而后，元旦、冬至、寿令节庆停止所上表章，并颁恩赦。二月定每年孟春合祭天地日月及诸神于大享殿。谕礼部：“向来孟春祈谷礼于大享殿举行，今既行合祭天地日月于大享殿，以后祈谷于圜丘举行”。三月谕礼部：“朕载稽旧制，岁终祫祭之外，有奉先殿合祭之礼。自后元旦、皇太后万寿及朕寿节，合祭于奉先殿。其详议礼仪以闻”。定王、贝勒、贝子、公妻女封号。更定王公、侯、伯以下，章京以上盔缨制。

六月始命翰林官于景运门入值。增祀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于历代帝王庙。罢辽太祖庙祀及宋臣潘美、张浚从祀。以祈雨步至南郊斋宿。祀天于圜丘。命修举天下名山大川、帝王圣贤祀典。以顺治帝之兄承泽亲王硕塞之女抚养宫中，封为和硕顺公主，下嫁平南王尚可喜第七子尚之隆。

八月十九日，皇贵妃董鄂妃薨，辍朝五日，以宫女多人殉葬，丧礼逾制。二十一日，追封董鄂妃氏为皇后。九月十日，火化董鄂妃。幸昌平，观故明诸陵。十月大觉禅师玉林琇劝阻顺治帝削发为僧。

顺治十八年（1661年辛丑）孝陵

正月初二日，顺治帝患痘，病危。召原任大学士麻勒吉、学士王熙起草遗诏。初七日，逝于养心殿。遗诏中对十八年的朝政进行检讨，共有十四项罪责。遗诏立第三子玄烨为太子，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辅佐年仅八岁的幼帝。初八日，遣官颁行遗诏于全国。初九日，玄烨即皇帝位。

二月移顺治帝梓宫于景山寿皇殿。裁撤十三衙门。诛杀内监吴良辅。设立武备院，专门制作收藏宫中所用军械及陈设器物。诏令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隶内务府。三月为顺治帝上尊谥“章皇帝”，庙号“世祖”。四月以一等阿达哈哈番侍卫傅达理随葬顺治帝，予祭葬，谥忠烈。郑成功收复台湾。江南苏、松、常、镇四府发生奏销案。

六月罢内阁，复内三院。十一月康熙帝亲祀于圜丘。世祖章皇帝升祔太庙。十二月平西王吴三桂率大军入缅，缅甸人执明永历帝朱由榔以献。宗人府进《玉牒》。是年为防内地民众与郑成功抗清势力联系，实行海禁，勒令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里至五十里，并尽烧船只，片板不准下海，此即“迁海令”。

政治

追论多尔衮罪状

未成年的小皇帝，起初还有两把保护伞：一是两黄旗大臣的效忠，二是有皇兄豪格作为坚强后盾。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经过几年谋划，运用各种手段对这些小皇帝的保障，同时也是自己的阻碍的政治势力，逐个加以翦除。经过一番经营，多尔衮真正做到了大权独揽，小皇帝也真正成了孤立无援。多尔衮的尊号从“叔父摄政王”到“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再尊为“皇父摄政王”，成了名义上的“太上皇”，实际上的皇帝。而小皇帝的处境则危如累卵，只有仰人鼻息，任人摆布了。

多尔衮摄政王做了七年，在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死于喀喇城。第二年正月，顺治亲政。二月就宣布多尔衮十大罪状。籍其家产，罢其封爵，撤其庙享，诛其党羽。不仅如此，传教士卫匡国《鞑（dá）靼(dá)战记》一书记载说：据传多尔衮的坟被挖了，多尔衮的尸体被抛弃荒野，还用棍子打多尔衮的尸体，用鞭子来鞭尸。更有甚者，把他的头割下来，令他身首异地。我们不评论这件事情是不是过分，但是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顺治对多尔衮之恨可谓咬牙切齿。

多尔衮虽遭身后之罚，但其势力仍在。消除其影响，收回被分散削弱的皇权，确实很费周折。福临亲政之初，为处理纷繁的日常政务，曾下令“复用诸王”于部院。其中被多尔衮严重打击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开始握有重权。但这时福临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翦除多尔衮的亲信余党上。闰二月他下令处死谄附多尔衮而握有实权的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八月杀掉固山额真、吏部尚书谭泰，十月令阿济格自尽，这一系列的措施沉重打击并消除了多尔衮派的势力。在根本上稳定了政局之后，顺治九年正月，福临谕内三院说：“以后一应奏章悉进朕览，不必启和硕郑亲王。”三月又下令：“罢诸王贝勒贝子管理部务。”从而大权集于一身。

重用汉官

在争取汉人地主，提高汉官权力、重用汉官方面，福临进行大胆的尝试和努力。他已感觉到满汉的和谐对维系统治的重要，决心改变“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的现象，于十年（1653）正月谕内三院：“嗣后凡奏进本章”，要“满汉侍郎、卿以上参酌公同来奏”，以达到满汉的“一心一德”。尽管实际上难以完全做到，他对汉官的态度也总有反复，但他提高汉官权力的思想却有所发展。十六年十月，他谕吏部：“向来各衙门印务，俱系满官掌管，以后各部尚书、侍郎及院寺堂官受事在先者，即著掌印，不必分别满汉。尔部即传谕各衙门一体遵行。”这是破天荒的决定，不论实际执行情况如何，汉官权力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他还一再要求满汉官员和衷共事，“凡会议政事，原应满汉公同商榷，斟酌事理，归于至当”，“不拘满汉皆可具稿”，不许“满汉两议”的现象再出现。

他对汉人地主的上层人物，也极力笼络。他以皇太极第十四女下嫁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以示优宠。大学士党崇雅告老还籍时，他两次破格召见，赐坐，赐衣帽、靴袜、茶饭，“温语慰劳良久”，并特命满大学士车克送行。顺治十五年（1658）状元、翰林院修撰孙承恩英年早逝，他“深悼惜之，赐白金三百两归其丧”。对洪承畴的重用，更突出地反映了福临争取汉人的勇气。洪承畴原是皇太极时降清的明朝著名将领，他在建议满清大军入关和招抚江南中立了大功，后遭满将猜疑被召回京，任大学士而无实权。

福临为结束西南战事消灭永历政权，认为“必得夙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事理者，相机剿抚，方可敉宁”，而“偏察廷臣无如大学士洪承畴”，因于十年五月，特升洪承畴为经略，“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理军务兼理粮饷”，破格授予“假以便宜”之权：“应巡历者随便巡历，镇抚以下听其节制，兵马钱粮听其调拨。一应剿抚事宜不从中制，事后报闻。满清兵或留或撤，酌妥即行具奏。文武各官在京在外，应取用者择取任用。升转补调随宜奏请，吏兵二部不得掣肘；应用钱粮即与解给，户部不得稽迟。归顺官员酌量收录，投降兵民随宜安插。”这是极大的信任。

福临又亲自对洪承畴说：“卿练达民情，晓畅兵事，特假便宜，往靖南服。一应调度事宜，悉以委托。距京虽远，眷注弥殷。务殚忠猷，副兹信任。凡有奏请，朕靡不曲体。”洪承畴就是在这种特殊的信任中坐镇西南的。但洪承畴却有负委任，他坚持“以守为战”的方针，从未主动出击，致使坐镇数载，虚靡兵饷。因而引起朝臣不满，认为这是“坐而自困之道”。

后来，洪承畴也感到不妙，而上疏说，几年来“一筹莫展，寸土未恢”，自知“罪状有如山积”。于是一再请求解任。福临一再“优旨慰留”，表示了对洪的不动摇的信任。后来，就在洪承畴难以为继，准备“回京调理”之时，大西军发生内讧，孙可望到洪承畴军前投降，终使洪收到了“以守为战”的招抚之功。这里福临对洪承畴的坚决一贯的信任，作用巨大。当时魏裔介就说：“若非经略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阁部洪承畴亦岂能有所作为？”

招抚政策

福临在政治上积极推行宽松和招抚政策以缓和矛盾，对各地出现的反抗斗争他不主张一概坚决镇压。他亲政的第二个月谕兵部说：“朕思各处土寇本皆吾民，或为饥寒所迫，或为贪酷官吏所驱，年来屡经扑剿，荡平无期。皆因管兵将领纵令所部杀良冒功”，“真贼未必剿杀，良民先受荼毒，朕甚痛之”。因而下令“不得轻动大兵，使玉石俱焚”。三月谕户部，允许原清兵入关时俘获而隶旗下为奴的汉人回乡探亲，“其父母兄弟妻子有愿投入旗下同归一处者，”“准其完聚。以示朕满汉一视之仁”。

七月又谕户部：“数年以来投充汉人生事害民，民不能堪，甚至有为盗、窝盗者，朕闻之不胜痛恨。”他下令“今后各该地方官如遇投充之人犯罪，与属民一体从公究治”。这对当时造成社会极度恐慌混乱的逃人法、投充法来说，虽然不能根本改变，但多少起了一定的缓和作用。对各地的抗清势力和抗清活动他坚持剿抚并施的方针，并突出招抚一手。

顺治十年四月，当偏沅巡抚奏报查获明福清王嫡子朱由杞并伪刘知府所遣文卷一箱，有故明宗族废绅往来书札一事时，福临下令：“朱由杞著即就彼正法，文书即行焚毁。若翻阅穷究必致扰害地方，所首文书内有干连者，即行释放。”他又颁敕江南等处，公开声明改变多尔衮在世时凡因抗拒后来降者多被诛戮的作法，而“大开生路，许其自新”。十五年八月下令：“即事急来降者亦皆当收养。纵有逃亡听其自去，始足彰我恩育之仁。”他还感慨地说：“夫以威服人，何如以德服人之为愈也！”这种思想在对待郑成功与孙可望的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充分。

顺治九年十月，福临指示浙闽总督刘清泰招抚郑成功。他故意开脱郑成功的“罪过”，把郑所以抗清的原因归结为“必地方官不体朕意，行事乖张”和多尔衮对降清后的郑芝龙“看守防范”而使“成功等疑惧”所致。福临保证如郑成功听抚“归顺”，“许以赦罪授官，听驻扎原地方，不必赴京”。十年五月，福临又特颁敕谕对郑氏家族大加封爵，再次赞扬郑芝龙降清大功，指责多尔衮与地方官吏之咎，造成郑成功“前有功而不能自明，后有心而不能上达”的局面，并恳切地对郑成功说：“朕亲政以来，知百姓疮痍未起，不欲穷兵，尔等保众自全亦非悖逆，”对郑成功的抗清活动表示谅解。

于是将“首倡归顺赏未酬功”而软禁了七年之久的郑芝龙特封为同安侯，封郑成功为海澄公，郑氏家族中其他要人也有封爵，“各食禄俸如例”。这是破格厚封重赏。福临还特地差官专程往闽海“赍赐郑成功海澄公印一颗、敕谕一道”。敕谕中同意郑成功归顺后仍驻泉漳惠潮四府之地，勉慰郑成功：“尔膺此宠嘉，受兹信任，务殚心竭力，以图报称。”他保证“山河带砺，垂于永久。”但郑成功并不剃发，且提出要管辖“全闽”、“屯扎舟山”等清廷难以接受的苛刻要求。对此，福临仍以极大的耐心说：“剃发归顺则已，如不归顺，尔其熟思审图，毋贻后悔。”仍对郑成功抱有希望。招抚郑成功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福临的招抚政策仍然坚定不移。

顺治十四年末，大西军将领孙可望同李定国争权斗争失败，在丧失了十几万军队之后，走投无路，仅携数百人仓皇降清。福临接报后“深为忻悦”，称赞孙可望是“识时俊杰”。他说“凡悔罪投诚纳土归命者，不特赦其既往，抑且优加封爵，俾享尊荣”。于是特封孙可望为义王，“以示优眷”。他更把孙可望的投降视为他招抚政策成功的模式，感到“殊可嘉悦”。

因此特命学士麻勒吉赍封王敕书专程前往迎接。当孙可望到京后，他命令隆重接待并予以白银万两等丰厚赏赐。但满汉朝臣对孙可望的势穷来降却“意怀轻忽”，甚至纠他“悖谬之罪”。对此孙可望心虚胆战，“汗流浃背，寝食不安”，请求“处分”，并“疏辞封爵册印”。福临虽然看出了问题，说：“王以孤踪疑畏，控辞册印，理亦宜然。但封爵出自朕裁，孰敢陵侮；虽系孤踪，不必疑畏”，但仍加留养，以表示招抚的坚定意志与许诺必践的信义。

重视蒙藏

福临极为重视与蒙古、西藏等边疆民族的联系。他深悉蒙古西藏笃信喇嘛教，“惟喇嘛之言是听”，因而奉行自皇太极以来宠幸喇嘛的政策。顺治初年多尔衮摄政时曾遣官往请五世达赖喇嘛赴京，达赖应允辰年即顺治九年（1652）前来。福临亲政后遣官再请，同时特于北京建西黄寺一座，预为达赖到京下榻之用。五世达赖奉召即率三千喇嘛浩荡前来。福临准备亲自离京赴边外迎接，以示优隆，由于大学士陈之遴、洪承畴等谏阻，才改派大臣往迎。十二月达赖到京“进献马匹方物”，福临特于南苑接见，“赐坐，赐宴”。

十年正月又宴赏于太和殿，同时命诸王“依次设宴”达赖一行。二月，达赖因水土不服辞行，福临再次宴赏于太和殿，命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于清河饯行，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等率八旗官兵护送返藏。四月遣官赍金册金印赐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

澄清吏治

吸取明王朝灭亡教训，澄清吏治，是福临亲政期间考虑最多、也最伤脑筋的问题。他有惩于崇祯帝的不幸遭遇，他认为朱由检“励精图治，宵旰焦心”，“孜孜以康阜兆民为念”，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帝王，但因“有君无臣，孤立于上，将帅拥兵而不战，文吏噂沓而营私”，终于造成“国势莫支”，国破身亡的悲剧。他为稳坐天下，亟力寻求长治久安之策，一再向臣下求言。顺治十年正月特召大学士陈名夏“问天下何以治，何以乱，且何以使国祚长久？”以及“得人如何？”十二年正月谕吏部，令在京七品以上满汉文武官员，“凡职掌所属，向来积弊之处，见今整顿之方，详切敷陈”。并令地方官员亦“直陈无隐”。同时又谕吏部、都察院及科道官员“各据所见极言无隐”。尽管他一直未能找到良策，但确实进行了不懈努力，采取了不少的措施。

他推行甄别之法，擢优汰劣，要求各地督抚对所属官员“严加甄别，有德有才兼通文义者著保奏”，“不堪为民牧者立行参劾，不得姑留地方害民..不行纠参即为溺职，事发一并治罪”。他认为“知府乃吏民之本，若尽得其人，天下何患不治”，并认为全国百余府中有三十府最为重要。为选好知府，他于十二年正月下令“在京各衙门满汉堂官三品以上及在外督抚，各举才行兼优堪任知府者一人，详开履历事迹具奏，吏部再加察议，奏请定夺，以备前三十处知府之用”。为得到真才，福临亲自动手选拔官员。

十年三月，他谕内三院：翰林院官员“必品行端方、文章卓越方为称职”。为此他要“亲加考试，先阅其文，后观其品，再考其存心持己之实据，务求真才”。显见，他把才放在第一位。次月，他便将经过考试的各官“御笔亲定去留”。有时他将随时发现的人才越级提升。一日他微行入翰林院，见庶常胡兆龙独自学习清书（满文），他当即传旨“超升学士三级为侍读”。

顺治十年三月，他采纳吏科给事中魏象枢的建议，实行京察“大计”，即对各地官员普遍进行考核。这次大计中共有九百六十九名官员受到了革职、降调、致仕的处理。从此三年一大计，定为制度。这年四月，他谕吏部：“京官殿最亦当察核”。这是考核在京官员的京察，从此也按期举行，成为制度。

他加强对内外官员的监督，尤为重视都察院和御史的作用。他以“都察院为朝廷耳目官”，一再申饬：“上自诸王下至诸臣，孰为忠勤，孰为不忠勤，及内外官员之勤惰，各衙门政事之修废，皆令尽言”，“分别参奏”。与此同时，还向各地派出大量御史，作为皇帝的“耳目”以“简任巡方”，“察吏安民”。他还下令满汉官员互参，即互相监督，“如汉官玩误，满官据实奏闻；如满官执延，汉官亦据实奏闻”。

福临加强对官员的控制，不许结党结社，不许太监预政。他有惩于明末士人结党、太监干政的祸国，多次严令“内外大小官员，各宜恪守职掌，不许投拜门生。如有犯者即以悖旨论罪”。他认为投拜师生即为结党，后竟定为不赦之罪。他严厉惩处“贿买关节，紊乱科场”的考试作弊行为，屡兴科场狱案。他严禁私交、私宴，他认为如此行事便可以“永绝朋党之根”。顺治十年六月下令禁太监预政，设十三衙门专为“宫禁役使”，“不许（太监）干涉一事，不许招引外人，不许交结外官”。“如有内外勾结”，“审实一并正法”。十二年六月命立十三衙门铁牌，上刻敕谕严申不许中官干政之条，如有“窃权纳贿，嘱讬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等事“即行凌迟处死”。

为了锻炼官员，他还实行官员内升外转的办法。十年四月他谕吏部说：“国家官员内外互用。在内者习知纪纲法度，则内可外；在外者谙练土俗民情，则外亦可内。内外敭历，方见真才。”福临认为“治国安民首先严惩贪官”。他对贪官深恶痛绝，惩处贪官成了他清澄吏治的重要一环。他严惩了一些贪官，如首先迎降的恭顺侯、漕运总督吴维华，以贪一万余两，虽因有功免死，却“革职，永不叙用，赃追入官”。他三令五申告诫大小官不可贪赃身败，但收效甚微，贪赃枉法者仍然接连不断。福临寄予最大希望的耳目官巡方御史也接连以身试法。如顺天巡按顾仁出巡前，福临两次召见，谕其“洁己率属，奠安民生。若不法受贿负朕委任，则不拘常律，虽赃数无多定行正法”。

可他到任之后即悖旨贪婪，索取贿赂，陷害无辜，造成受害人冤抑难申刎颈叩阍这一轰动一时的大事件来。此事对福临震动很大，他除了杀掉顾仁并处罚一应干连人等外，还下令：“贪官蠹国害民，最为可恨”。“嗣后内外大小官员凡受赃至十两以上者，俱籍其家产入官。”立法不为不苛刻，但仍然止不住贪官恣肆。十四年七月福临很赏识的原巡按御史刘嗣美也因“监守自盗”被流放。十五年十一月江南按察使卢慎言“贪赃数万”被处极刑。面对“贪习犹未尽改”的现实，福临愈加恼火，他下令：“今后贪官赃至十两者，免其籍没，责四十板流徙席北地方。”“衙役犯赃一两以上者流徙”。

于是有的大臣上奏认为此法“过重”，致使“人犯抵死不招”。刑部等衙门也会议奏请“今后衙役亦照官律拟罪”。福临仍然不以为然，他说：“与其畏法不招，何若使其畏法不贪！”“朕明知立法既严，于贪官蠹吏有所不便，必怀怨心，但轸念民生，即为贪蠹所怨，亦不遑恤。若不如此，贪风何由止息！”所奏与所议“俱属不合，著严饬行！”福临非常欣赏与佩服朱元璋诛戮大臣，以重法治世的经验。他惩贪决心坚定，无奈事与愿违，惩贪与澄清吏治的其他问题一样，终顺治一朝，也未能解决好。

稳定社会

福临在稳定社会经济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清入关之初，虽然公布以明朝会计录征收赋税，但战乱之后，地荒丁逃，赋无所出。再由于连年用兵，国库耗支巨大，已入不敷出。福临亲政时各直省钱粮缺额已至四百余万两，“赋亏饷诎”，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福临认识到“兵饥则叛，民穷则盗”的道理。为稳定好社会经济，他采取了一些措施，比较突出的有鼓励垦荒等政策。

福临接受大学士范文程等人建议，于顺治十年以后推行屯田垦荒。重点地区是受战争破坏严重的四川及北方各省，由政府发给牛犋籽种，招民开垦，实行三年起科。在辽东一带更实行招民垦荒授官令，鼓励人们赴辽东开发。顺治十三年秋下令鼓励富人垦荒：“如有殷实人户，能开至二千亩以上者，照辽阳招民事例，量为录用。”十四年夏公布督垦荒地劝惩则例。则例中规定督抚按及道府、州县、卫所等各级官员在一年内，按垦荒数量给以记录或加升一级的奖励，同时还规定了文武乡绅及贡监生民人等垦荒的奖励办法。

并规定“若开垦不实及开过复荒，新旧官员俱分别治罪”。十五年冬，又实行捐资开垦法：“州县士民暨见任文武各官并闲废缙绅有能捐资开垦者请敕部，分别授职升用。”垦荒政策的推行取得了一些成效，对困弊不堪的社会经济起了一些复苏的作用，但因当时全国战火未熄，社会仍在动荡之中，总的说来收效不大。

当时由于战乱，不仅出现地荒丁逃的现象，还有隐匿土地及占垦明代藩王勋戚地产不报的情形，以致官府所掌握控制土地的数量很少，严重影响了国家赋税收入。福临亲政后对隐匿土地者实行了宽大政策：“直省报荒地方有隐漏田粮以熟作荒者，许自行出首，尽行免罪。其出首地亩，即以当年起科，以前隐漏钱粮概不追究。”这一政策的公布，出首报垦者开始大量增加。对“为豪强侵占，以熟作荒”散在各地的原明代王田，福临令地方官彻底清查后，实行“房屋应行变价，地土照旧招佃”的办法，因而做到“粮租兼收”。

此外，福临为不“苦累小民”，多次免除一些省份的土特产贡品，并一再蠲免受灾地区的钱粮，以休养生息。但同时为解决燃眉之急，他还准许富绅捐官，甚至一再批准在某些地区征收练饷、辽饷。这类互相矛盾的现象，曾不断出现。

文字狱

朝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一次恶化，起于顺治四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沈阳。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由此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从此诞生了中国言论检查官，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专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之人权”由此大倒退。

清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二次恶化，是顺治十八年（166１）至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龙明史案。浙江湖州富户庄廷龙双目皆盲，受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励，出钱购买明末人朱国祯一部未完成的《明史》，然后延揽名士，增润删节，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实，窃改为己作，定名《明史辑略》。因所续诸传多有冒犯清朝开国事，被落职知县吴知荣在敲诈未遂后举报京城，从顺治十八年查至康熙二年，历时二年，重辟70余人，凌迟18人，已故庄廷龙，也被“戳其尸”。这一次恶化的重要标志在于，“文字狱”可以“株连极广”，不仅九族须灭，所有撰稿者、作序者、校对者、抄写刻字者以及购书者，“一个也不能少”，“皆不免于难”。中国“文化恐怖主义”的言论钳制至此上了一个新台阶。

佛教影响

福临是从顺治十四年开始接触和尚，并立即被其包围，成为佛教信徒的。这年深秋，福临驾幸南海子，在太监的怂恿下幸海会寺，见到了临济宗龙池派和尚憨璞性聪，与语甚觉投契，因对佛教产生了兴趣，遂于十月四日于南苑万善殿召见憨璞，以后又不断召见，详细询问佛教界的耆旧。他得悉龙池派内许多著名和尚的情形，心向往之。十五年九月，福临遣使赴江南湖州报恩寺召名僧玉林琇来京，玉林琇清高自持，多次辞谢不应召，使者不许，最后才于次年二月勉强入京面帝。福临尽管曾对玉林琇的怠慢耿耿于怀，但会面后对这位禅宗和尚却完全折服了。

他当即封其为“大觉禅师”，并以禅门师长礼待玉林琇，自称弟子，请其起法名。玉林琇不敢起而再三推辞，福临不许，并“要用丑些的字眼”。玉林琇书十余字进览，福临自选“痴”字，下用龙池派中的“行”字，即法名行痴。于是福临又自号“痴道人”，以后钤章还有“尘隐道人”、“懒翁”、“太和主人”、“体元斋主人”等。从此，凡请玉林琇说戒或致信札，福临均称弟子某某。玉林琇住万善殿凡两个月，多蒙对问。他是一位谙通世故的和尚，“语不及古今政治得失、人物臧否，惟以第一义谛启沃圣心，“绝不接触实际，尽为谈禅谈玄，这与汤若望迥然不同。但这些却使这位日理万机已弄得疲惫不堪的年轻皇帝感到慰藉，于是福临对佛教的信仰愈加虔诚，盼识更多名僧之心亦愈加迫切。

四月，玉林琇请求回还，福临赐黄衣、银印，遣官送归，并令使者召玉林琇弟子茆溪行森至京。就在封玉林琇的同时，福临又封憨璞聪为明觉禅师。由于憨璞聪的推荐，福临在玉林琇离京前一月即闰三月遣使往浙江宁波天童寺召龙池派另一位名僧木陈道忞进京。这年七月茆溪行森应召到京。福临是从玉林琇语录中发现茆溪行森偈语最好，特指名召来。福临在万善殿接见茆溪森，问答佛法过程中，福临不断地“点首称善”，而大慰平生。九月，木陈道忞携其弟子旅庵本月、山晓本皙等到京。

木陈忞的到来使福临对佛教的信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木陈忞知识渊博，才华横溢，能言善辩，词锋犀利，深得福临激赏、敬重，到京不久，便被封为弘觉禅师，受到优礼。他不时被福临召入内廷，福临对他说：“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旅庵相待。”木陈忞不仅以高深的佛学造诣更以其特有的深厚文化功底，使福临倾倒。

英年早逝

福临因董鄂妃之死，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惑之中，心灰意冷到了极点。这时只有佛学理论使他还有所寄托，再萌出家之念。约于九、十月之交，福临决心出家，由茆溪森剃度成了光头天子。十月十五日，茆溪森本师玉林琇奉诏到京，闻其徒已为皇帝剃发，遂大怒，即命众聚柴薪准备烧死茆溪森。玉林琇比茆溪森明智得多，他接近皇帝宣讲佛法，目的是希皇帝以至高无上的权威，发挥护法作用，他决不要皇帝出家而无所依靠。这点他与木陈忞的态度是一致的。因此他劝福临说：“若以世法论，皇上宜永居正位，上以安圣母之心，下以乐万民之业；若以出世法论，皇上宜永作国王帝主，外以护持诸佛正法之轮，内住一切大权菩萨智所住处。”福临听其谏，许蓄发，罢出家之念。茆溪森因以免烧，当月便离京南还。福临虽然不再出家，但精神却再也振作不起来。

福临自亲政伊始，曾雄心勃勃，力图振兴国祚，政治一新，但却力不从心，致使矛盾重重，他已疲惫不堪了。在董鄂妃未薨前，他曾对木陈忞说：“老和尚许朕三十岁来为祝寿，庶或可待。报恩和尚（指玉林琇）来祝四十，朕决候他不得矣。”他已自觉骨瘦如柴，体力不支，难以“挨得长久”到四十岁，顶多勉强可以活到三十。现在董鄂妃崩后，他的精神支柱已轰然坍塌，已觉不久于人世，再也无力支撑这座辉煌的帝国大厦了。

大概是他不希望最宠幸的太监在他身后伏法，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他安排吴良辅出家为僧。这天他亲临悯忠寺观看吴良辅出家仪式。归来的当晚即染上天花，发起高烧来。他预感病体沉重，势将不支，初六日深夜急召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及原内阁学士麻勒吉入养心殿，口授遗诏。王熙、麻勒吉二人退至乾清门下西围屏内，以初七一天的时间撰拟。“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日入时始定。”当夜，年仅二十四岁的青年天子便与世长辞了。福临晏驾后，麻勒吉及侍卫贾卜嘉二人“捧诏奏知皇太后，即宣示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侍卫等”。

遗诏立八岁的皇三子玄烨为皇太子，继帝位，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遗诏实为罪己诏，共罗列十四条罪过，主要是未能遵守祖制渐染汉俗，重用汉官致使满臣无心任事，几乎完全否定了他自己一生中最有光彩的政绩。至于这是否福临本意，即这十四条是否福临过目批准的已无从知晓。但却留给了后世之疑：遗诏公布前先“奏知皇太后”；遗诏的主要起草者王熙事后对此守口如瓶：“一不以语子弟，世遂莫得而传。”“面奉凭几之言有事关国家大计，与诸大臣再三密议而后决者，公终身不以语人，虽子弟莫得而传也。”因此，人们有理由说“遗诏本出太后（福临生母博尔济吉特氏）授意，实为母责其子之言”。但不论怎么说，福临一死，他便被彻底否定了。

福临崩后，梓宫厝于景山寿皇殿。四月十七日，由再次进京的茆溪行森秉炬，举行火化仪式。茆溪森的偈语云：“释迦涅盘，人天齐悟，先帝火化，更进一步。大众会么？寿皇殿前，官马大路。”火化后宝宫（骨灰罐）安葬于遵化马兰峪，是为孝陵。庙号世祖，谥号章皇帝，后世累有尊谥，至乾隆元年尊谥加为二十二字：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

陵墓

孝陵的陵址是由顺治皇帝生前择定的。但由于定鼎之初，战事不断，国库空虚，加之顺治帝正当英年，并未急于兴建。直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帝崩逝后才开始兴工，到康熙三年（1664年）十一月十九日，主体工程告峻。

与顺治皇帝合葬的还有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康熙生母）和孝献端静皇后董鄂氏。该陵是清朝统治者在关内修建的第一座陵寝，规模宏大，气势恢弘。自金星山下的石牌坊开始，向北集资布置着下马牌、大红门、具服殿、神功圣德碑亭、石像生、龙凤门、一孔桥、七孔桥、五孔桥、下马牌、三路三孔拱桥及东平桥、神功碑亭，神厨库、东西朝房、隆恩门、东西燎炉、东西配殿、隆恩殿、琉璃花门、二柱门、祭台五供、方城、明楼、宝城、宝顶和地宫。这大大小小的几十座建筑，用一条长约6公里的神路贯穿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序列。

这些建筑的配置与组合均以风水学中的"形势理论"为指导，其大小、高低、远近、疏密皆以"百尺为形、千尺为势"的尺度进行视觉控制。并将山川形胜纳于景框之中，作为建筑的对景、底景和衬景，实现了"驻远势以环形，聚巧形而展势"的目的，给人以"高而不险、低而不卑、疏而不旷，密而不逼"和"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良好的视觉印象和强烈和艺术感受。由于该陵的营建准备不足，加之顺治皇帝停灵待葬，工程急迫，不得已拆用了包括北海西岸"清馥殿"在内的一些明代建筑的材料和构件。

同洋人的关系

顺治在明清两代28位皇帝中，是一位尊崇耶稣会士、笃信佛教的皇帝。大体说来，顺治亲政后，前7年间汤若望耶稣会士势力影响较大些，后4年间佛教和尚势力影响较大些。顺治帝尊崇耶稣会士，是受汤若望的影响。汤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 vonBell），耶稣会士，德国人，明崇祯年间被征参与天文推算，设馆于现在的北京宣武门内南堂。明亡清兴，北京内城原居住民要迁往外城。汤若望以馆内藏经、像为由，上书请求缓迁。他意外地得到谕准的满文谕告，贴在堂门，得以免迁。顺治元年（1644年），受命修正历法。新历法称《时宪历》，修成颁行。他因此得了太常寺少卿衔，成了清朝的命官，开创了西洋传教士掌管钦天监的先例。

同僧人的关系顺治成为一位笃信佛教的皇帝，有他生活环境的影响。早在他的祖父努尔哈赤时，藏传佛教已传到赫图阿拉。努尔哈赤常手持念珠，并在赫图阿拉建立佛寺。到皇太极时，盛京（沈阳）兴建实胜寺，藏传佛教在后金已产生很大影响。顺治的生母是蒙古族人，自幼受到佛教的熏陶，又年轻寡居，以信佛解脱内心的孤独与苦闷。再加上太监们的怂恿，顺治帝稍长便信奉起佛教来。

同母后的关系

顺治的生母，就是有名的庄妃，也就是后来的孝庄太后。她13岁嫁给皇太极，后来住在永福宫，被封为庄妃，所以称她为永福宫庄妃。皇太极登极为天聪汗时，她才14岁。夫君死得太早，刚满30周岁就守寡，是她的不幸；但她的大幸却是儿子做了皇帝，自己则做了皇太后。庄妃本身不是皇后，儿子也不是皇长子，却一口吞下两枚幸福之果——儿子做皇帝和自己当太后。

太宗孝庄文皇后便服像

这样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子，按理说应当母慈子孝、关系融洽。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关于顺治皇帝和母后的关系，《清史稿·后妃传》仅有四句话的记载：第一句是“世祖即位，尊为皇太后”，这是例行公事；第二句是“赠太后父寨桑和硕忠亲王，母贤妃”，这也是例行公事；第三句记载：“太后万寿，上制诗三十首以献”，这仍是例行公事；第四句记载：“上承太后训，撰《内则衍义》，并为序以进。”仅仅以上四句话、60个字而已。而同一篇传记，记载康熙同他祖母关系的则有715个字。从中透露出顺治同母后的关系并不太协调。可能有的冲突是：

第一，顺治小时候贪玩，母后管教过严，这是家庭中的常理。

第二，顺治的皇后是母后和叔父多尔衮给指定的。小皇后出身蒙古科尔沁贵族，从小娇生惯养，顺治不喜欢。虽然勉强成了亲，但婚后经常发生口角。顺治不顾母后和大臣的反对，强行废掉了皇后。直到顺治病危的时候，被废的小皇后想要见他一面都不行。后来再立一个皇后，顺治还是不喜欢。在皇后问题上母子有矛盾。

第三，顺治喜欢董鄂妃，爱得死去活来。太后干涉，母子又发生矛盾。

矛盾最激烈的就是第四个，顺治放着皇帝不做，要出宫做和尚，母后当然坚决反对。

第五，母后同多尔衮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也让小皇帝心里不愉快。总之，母子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太好。

顺治帝遗诏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惟圣母皇太后慈育是依。隆恩罔极，高厚莫酬，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不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皇考宾天，朕止六岁，不能服衰绖行三年丧，终天抱憾。惟侍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廑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

宗室诸王贝勒等，皆太祖、太宗子孙，为国籓翰，理宜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晋接既疏，恩惠复鲜，情谊暌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讬，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于用人之际，务求其德与己侔，未能随才器使，致每叹乏人。若舍短录长，则人有微技，亦获见用，岂遂至于举世无才，是朕之罪一也。

设官分职，惟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于廷臣，明知其不肖，不即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刘正宗者，偏私躁忌，朕已洞悉于心，乃容其久任政地。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

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尝节省发施。及度支告匮，每令诸王大臣会议，未能别有奇策，止议裁减俸禄，以赡军饷。厚己薄人，益上损下，是朕之罪一也。

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无益之地，糜费甚多。乃不自省察，罔体民艰，是朕之罪一也。

端敬皇后于皇太后克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奉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诸事太过，逾滥不经，是朕之罪一也。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

朕性耽闲静，常图安逸，燕处深宫，御朝绝少。致与廷臣接见稀疏，上下情谊否塞，是朕之罪一也。

人之行事，孰能无过？在朕日理万几，岂能一无违错？惟听言纳谏，则有过必知。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纳。古云：‘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于斯言，大相违背。以致臣工缄默，不肯进言，是朕之罪一也。

朕既知有过，每自刻责生悔。乃徒尚虚文，未能省改，过端日积，愆戾愈多，是朕之罪一也。

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储嗣，不可久虚。朕子玄烨，佟氏妃所生，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鰲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讬。其勉矢忠荩，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后宫

废立皇后

早在顺治初年，多尔衮根据满清皇室与蒙古联姻的老传统，已为福临聘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博尔济吉特氏，但直到福临亲政后的顺治八年八月方完婚，并册封为皇后，举行了极为隆重的典礼。当年耶稣会士曾记载了完婚的“壮丽排场”：皇后是“在全部军队和无数骑兵的陪同下来到”北京的。他惊叹道：“世上竟确实有如此无边无际的骑兵队伍！我亲眼看见过西鞑靼给满清皇帝八万匹马作为礼物。”两年之后，即顺治十年八月，福临奏皇太后，降皇后为静妃，改居侧宫。谕礼部说，“今后乃睿王于朕于幼冲时因亲订婚，未经选择。自册立之始即与朕志意不协，宫阃参商已历三载。事上御下，淑善难期，不足仰宗庙之重。表明了他坚决废后的理由与决心。

于是礼部尚书胡世安、侍郎吕崇烈、高珩上疏请“慎重详审，以全始终”。礼部员外郎孔允樾以及宗敬一、潘朝选等十四名御史具疏力争。九月初，诸王贝勒大臣等遵旨会议，不同意废后，认为胡世安、孔允樾所奏“实系典礼常经”，建议皇后“应正位中宫”。议上，福临批示：“朕纳后以来，缘意志不协，另居侧宫已经三载，从古废后遗议后世，朕所悉知。但势难容忍，故有此举。”下令再议，并责令孔允樾“指实具奏”。孔允樾上疏引罪，“静听处分”。最后济尔哈朗等再也不能违背皇上的旨意，遂奏言：“所奉圣旨甚明，臣等亦以为是，无庸更议。”后遂废。

顺治十一年（1654）五月，福临再聘蒙古科尔沁贝勒绰尔济女博尔济吉特氏为妃，六月册为后。可是，福临对这位新后仍不惬意。不久，他便以从未有过的炽烈感情倾注于董鄂妃。

独宠董妃

孝献皇后，世称董鄂妃，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妃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八月二十五日被册为“贤妃”，仅一月有余，顺治以“敏慧端良、未有出董鄂氏之上者”为理由，晋封她为皇贵妃。这样的升迁速度，历史上十分罕见。十二月初六日，顺治帝还为董鄂妃举行了十分隆重的册妃典礼，并按照册封皇后的大礼颁恩诏大赦天下。在有清一代近300年的历史上，因为册立皇贵妃而大赦天下的，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这一年顺治19岁，董鄂妃18岁。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保存了册立董鄂妃为皇贵妃的《诏书》。按常规，皇帝只有在册立皇后的大礼上，才会颁布诏书公告天下。董鄂妃享受到这种特殊礼遇，表明她得到了顺治不同寻常的宠爱。1657年，董鄂妃生下皇四子，顺治欣喜若狂，颁诏天下“此乃朕第一子”，对这个孩子的待遇如同嫡出，大有册封太子之意。然而这个孩子生下不到三个月就夭折了，顺治下令追封其为和硕荣亲王，为他修建了高规模园寝。董鄂妃本来就体弱多病，皇四子又百日而殇，这种打击使得她从此一病不起，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一代名妃、绝代佳人董鄂妃香消玉殒，病逝于东六宫之一的承乾宫，年仅22岁。据福临说，董鄂妃崩时“言动不乱，端坐呼佛号，嘘气而死。薨后数日，颜貌安整，俨如平时”。

后妃

世祖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康熙嫡母1641－1717）－孝惠仁宪端懿慈淑恭安纯德顺天翼圣章皇后

废皇后，博尔济锦氏，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太宗孝庄文皇后亲侄女也。初，摄政王多尔衮为帝纳聘。顺治八年正月，吴克善送女京师。八月，立为皇后。此时顺治帝刚十四岁。十年八月，诏以册立三载，志意不协，废为静妃，改居侧宫。卒年不详。

孝惠章皇后，博尔济锦氏，科尔沁镇国公后封贝勒绰尔济之女，为世祖废皇后的侄女。崇德六年辛巳十月初三日生。顺治十年八月，前皇后废。十一年五月，行纳聘礼。六月，立为皇后，时年十四，小于世祖三岁。十五年正月，以奉侍皇太后疾不勤，诏停其中宫签奏。三月，复初。十八年，圣祖嗣位，尊为皇太后，居慈仁宫。康熙元年十月，上徽号曰仁宪皇太后。四年九月，圣祖大婚礼成，加上恪顺二字。六年十一月，圣祖亲政，加上诚惠二字。

十五年正月，因册立皇太子，加上纯淑二字。二十年十二月，因滇、黔荡平，加上端禧二字，至是为仁宪恪顺诚惠纯淑端禧皇太后。二十八年十二月，移居宁寿宫。三十八年二月，圣祖奉之南巡。五十六年丁酉十二月初六日崩，寿七十有七。明年三月，上尊谥曰孝惠仁宪端懿纯德顺天翊圣章皇后。四月，葬孝陵之东。十二月，升祔太庙。明年二月，尊其陵曰孝东陵。雍正元年八月，加上尊谥慈淑二字。乾隆元年三月，加上恭安二字，即今谥：孝惠仁宪端懿慈淑恭安纯德顺天翊圣章皇后。

孝康章皇后，佟氏后称为佟佳氏，赠少保、都统、一等承恩公佟图赖之女。崇德五年庚辰生。初，入宫册为妃。顺治十一年三月，生皇三子，即圣祖康熙帝，时年十五。及圣祖嗣位，康熙元年十月上徽号曰慈和皇太后。二年癸卯二月十一日崩，寿二十有四。五月，上尊谥曰孝康慈和庄懿恭惠崇天育圣皇后。六月，合葬孝陵。九年五月，升祔太庙，于尊谥上加称章皇后。雍正元年八月，加上温穆二字。乾隆元年三月，加上端靖二字，即今谥：孝康慈和庄懿恭惠温穆端靖崇文育圣章皇后。

赠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一等子、内大臣、后晋三等伯鄂硕之女。崇德四年生，初嫁不详，十三年七月，年十八入宫，顺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册为贤妃。九月，进皇贵妃。十二月，行册封礼。十四年十月初七日，生皇四子赠荣亲王。十七年庚子八月十九日卒，年二十有二，追赠今谥号：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康熙二年六月，合葬孝陵。

恭靖妃，浩齐特博尔济吉特氏，多罗鄂尔特尼郡王博罗特之女。为世祖妃，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圣祖尊封为皇考恭靖妃。二十八年己巳四月初二日卒。金棺暂安东陵的暂安奉殿，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奉安孝东陵。

淑惠妃，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孝惠章皇后之妹。顺治十一年五月，册为妃。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圣祖尊封为皇考淑惠妃。五十二年癸巳十一月一日卒，年七十余。金棺暂安东陵的暂安奉殿，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奉安孝东陵。

端顺妃，阿霸垓博尔济锦氏，一等台吉布达之女。为世祖妃，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圣祖尊封为皇考端顺妃。四十八年己丑六月二十六日卒。金棺暂安京师北曹八里屯，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奉安孝东陵。

宁悫妃，董鄂氏，长史喀济海之女。为世祖庶妃，顺治十年，生皇二子裕宪亲王福全。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圣祖尊封为皇考宁悫妃。三十三年甲戌六月二十一日卒。金棺暂安京师北曹八里屯，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奉安孝东陵。

赠贞妃，董鄂氏，轻车都尉巴度之女，孝献皇后族妹。顺治时，入侍宫中。十八年辛丑正月初七日，以身殉世祖死。二月，圣祖追封为皇考贞妃。原葬蓟县黄花山下妃园寝，康熙五十七年移葬孝东陵。

赠恪妃，石氏，吏部左侍郎石申之女。初，世祖稽古制选汉官女备六宫，妃与焉，赐居永寿宫，冠服用汉式。康熙六年丁未十一月三十日卒，圣祖追封为皇考恪妃。原葬蓟县黄花山下妃园寝，康熙五十七年移葬孝东陵。

赠悼妃，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达尔汉亲王满珠习礼之女，孝惠章皇后之姑姑，即顺治帝的表妹。因其年纪幼小，待年宫中，未行册封，顺治十五年戊戌三月十五日卒，追封为悼妃。十五年九月初八日，葬蓟县黄花山下妃园寝，康熙五十七年移葬孝东陵。

庶妃，穆克图氏，云骑尉伍喀女。顺治十七年生皇八子永干。生卒年不详。

庶妃，巴氏，顺治八年，生皇长子钮钮。十年，生皇三女。十一年，生皇五女。生卒年不详。

庶妃，陈氏，顺治九年，生皇长女。十四年，生皇五子恭亲王常宁。生卒年不详。

庶妃，唐氏，顺治十六年，生皇六子奇授。生卒年不详。

庶妃，钮氏，顺治十七年，生皇七子纯靖亲王隆禧。生卒年不详。

庶妃，杨氏，顺治十年，生皇二女和硕恭悫长公主。生卒年不详。

庶妃，乌苏氏，顺治十一年，生皇四女。生卒年不详。

庶妃，纳喇氏，顺治十四年，生皇六女。生卒年不详。

笔什赫额捏福晋，笔什赫额捏氏，葬清东陵孝东陵妃园寝。

唐福晋，唐氏，葬清东陵孝东陵妃园寝。

牛福晋，牛氏，，葬清东陵孝东陵妃园寝。

塞母肯额捏福晋，塞母肯额捏氏，葬清东陵孝东陵妃园寝。

京及格格，生平不详，葬清东陵孝东陵妃园寝。

捏及呢格格，生平不详，葬清东陵孝东陵妃园寝。

赛宝格格，生平不详，葬清东陵孝东陵妃园寝。

迈及呢格格，生平不详，葬清东陵孝东陵妃园寝。

厄音珠格格，生平不详，葬清东陵孝东陵妃园寝。

额伦珠格格，生平不详，葬清东陵孝东陵妃园寝。

梅格格，生平不详，葬清东陵孝东陵妃园寝。

兰格格，生平不详，葬清东陵孝东陵妃园寝。

明珠格格，生平不详，葬清东陵孝东陵妃园寝。

芦耶格格，生平不详，葬清东陵孝东陵妃园寝。

布三珠格格，生平不详，葬清东陵孝东陵妃园寝。

阿母巴偏五格格，生平不详，葬清东陵孝东陵妃园寝。

阿几偏五格格，生平不详，葬清东陵孝东陵妃园寝。

丹姐格格，生平不详，葬清东陵孝东陵妃园寝。

秋格格，生平不详，葬清东陵孝东陵妃园寝。

瑞格格，生平不详，葬清东陵孝东陵妃园寝。

朱乃格格，生平不详，葬清东陵孝东陵妃园寝。

皇子

皇长子，爱新觉罗•牛钮，母为庶妃巴氏

皇次子，爱新觉罗•福全，裕宪亲王，母为宁悫妃董鄂氏

皇三子，爱新觉罗•玄烨，即康熙皇帝，母为孝康章皇后佟佳氏

皇四子，荣亲王，未取名，幼年逝，母为孝献端静皇后董鄂氏

皇五子，爱新觉罗•常宁，母为庶妃陈氏

皇六子，爱新觉罗•奇绶，母为庶妃唐氏

皇七子，爱新觉罗•隆禧，纯靖亲王，母为庶妃钮氏

皇八子，爱新觉罗•永干，母为庶妃穆克图氏

皇女

皇长女（1652～1653），顺治九年三月十五生，母庶妃陈氏，顺治十年十月殇

皇二女和硕恭悫长公主，母庶妃杨氏

皇三女（1653～1658），顺治十年十二月十三生，母庶妃巴氏，顺治十五年三月殇

皇四女（1654～1661），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二生，母庶妃乌苏氏，顺治十八年三月殇

皇五女（1654～1660），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生，母庶妃王氏，顺治十七年十二月殇

皇六女（1657～1661），顺治十四年十月初六生，母庶妃那拉氏，顺治十八年二月殇

养女

和硕和顺公主，13岁时下嫁尚之隆，承泽亲王硕塞之二女，其母为纳喇氏2

和硕柔嘉公主，12岁时下嫁耿聚忠，安郡王岳乐之第二女

固伦端敏公主，18岁时下嫁博尔济吉持氏班第，简亲王济度之第二女

死亡之谜

顺治之死

顺治在十八年正月初三（１６６１年）被天花病毒（也称痘症）感染，因生天花病倒在床。从关外来到中原的满族，对中原地区流行的死亡率相当高的天花非常缺乏免疫力，豫亲王多铎就是因为出花在顺治六年去世，享年3６岁。

因对成年人出花的恐惧，每年的冬春之交顺治都要去南苑行宫“避痘”，但顺治十七年的冬季却是个例外，顺治不仅未去避痘，反而被董鄂妃的葬礼弄得疲惫不堪。于是，天花病毒乘虚而入。

顺治体质本来就不是很好，亲政后的刻苦攻读竟累得吐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得了肺结核，而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得了“痨病”，在抗生素尚未发明的情况下痨病不可能痊愈，得了痨病的人也不可能长寿。

在痨病的阴影下，孝庄皇太后实在不敢奢望顺治能活到他父亲的年纪，说句心里话能有他叔叔多尔衮的阳寿她就很知足了。

其实就连顺治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曾对木陈和尚说道：“老和尚许朕３０岁来为祝寿，庶或可待，报恩和尚来祝４０，朕绝候他不得矣，”并指着面颊说“老和尚相朕面孔略好看…此骨已瘦如柴”，当木陈劝顺治当“早睡安神”“拨置诸缘”时，顺治则说道：“朕若早睡，则终宵反侧，愈觉不安，必谯楼四鼓，倦极而眠，始得安枕耳。”２０多岁的人，已经虚弱到宛若一盏将尽的残灯。

如果没有经受董鄂妃去世的打击，顺治或许还可以活过３０岁，但他的红颜知己董鄂氏在顺治十七年八月仙逝（１６６０年），孝庄已经意识到顺治的阳寿也快到头了。

正月初九皇太子玄烨即皇帝位，辅政四大臣在顺治的灵位前向皇天上帝宣誓：要“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赠；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复为身谋，有违斯誓，上天殛罚，夺算凶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