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南昌城。根据中共中央的计划，起义军于8月3日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

10月初，在潮汕失利后，一部分主力去了海陆丰，剩下的另一部分主力就是朱德率领的25师和第9军教导团。这支部队经过三河坝的三昼夜激战，为了保存实力，于10月3日撤出战斗，在饶平地区又汇集了潮汕失利后退出的一部分部队，共约两千余人。由于几次战斗失利，部队士气低落，人心涣散。这时，朱德在饶平茂芝全德学校召开干部会议，讨论了革命形势和起义军的去向问题。他根据大家的意见，作出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决定到敌人力量薄弱、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湘粤赣边界地区去找“落脚点”，去打游击。

原因

第一，客观上，整个部队面临着瓦解的危险。1927年南昌起义胜利后，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缺乏斗争经验，希望“迅速的先取东江，次取广州咽，以广州为根据地，再行北伐，起义军便按原定计划撤离南昌进行南征。在强敌的围攻下，主力部队进到潮汕地区后遭到严重失败。与此同时，为策应主力进军而由朱德率领的留守三河坝的部队(4000余人)也遭到强敌钱大钧部3个师的猛烈进攻。他们与强敌血战3昼夜，伤亡过半，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出战斗。“为了摆脱敌人，找一个落脚点，朱德同志决定绕道闽西或赣西南、湘南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去，以便休整部队，再图发展。”于是,朱德率领这支仅剩2500余人的部队踏上了转战闽粤赣边的征途。当时，这支队伍刚刚由分散的几部分(主要是原留守三河坝的部队和从潮汕地区撤出的零散部队)集拢到一起，“七零八落，没有组织”，又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加上四面受敌，长途跋涉，缺衣少粮，疾病流行，缺医乏药，真可谓困难重重。严酷的斗争现实，无情地考验着部队每位官兵。一些人对革命悲观动摇，甚至离队逃跑，特别是那些原来有实权、带兵的中高级军官，大多相继自动离去。部队人数由2500余人骤减至七八百人，加上纪律松弛,斗志涣散,建制不全，整个部队面临着瓦解的危险。为保存这支革命力量，整顿全军，刻不容缓。

第二，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对这支部队的领导比较薄弱。这种情况与党的历史有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段时间内，主要集中精力搞工人运动，而对当时从事军事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逐渐提高了认识，派出许多党员到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做政治工作。那时许多人都看不起政治工作和政治工作人员，称政治工作人员为“五皮主义:皮带、皮包、皮靴、皮鞭、皮手套”。由于党缺乏斗争经验和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虽然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在北伐军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可是都没有抓住军权，也没有在军队中生根立足，没有和群众保持最广泛的联系，因此，一旦反动派倒戈相向，共产党员们不但抓不住军队，而且被他们从各个岗位上赶走,甚至遭到迫害。朱德领导的这支部队仅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我党在部队中的影响力自然很弱。这样，部队缺乏一个坚强的党组织作为核心，以致自由散漫、流寇习气和逃亡、叛变等现象均很严重。为改变这种不良现象，把部队改造成为我党从事革命斗争的重要支柱，就必须从根本上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对部队进行全面的改造和整顿。

第三，在组织上,部队成分比较复杂。除有工人、农民、革命知识青年外，也有许多兵痞、流氓。在未经改造以前，后者常常成为害群之马。此外，由于部队长期处于频繁的战争环境，人员变动大，原来的编制多被打乱，残缺不全，因此，也必须进行整编。

第四，在思想上，部队上下普遍存在悲观消沉情绪。当时，正值大革命失败不久,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加上起义军主力在潮汕一带严重受挫，“部队中弥漫着消沉的情绪”，“不少人对革命悲观动摇，离队逃跑”，那些经不起斗争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甚至叛变了。不仅有开小差的，还有开大差的，有人带一个班、一个排，甚至带一个连公开离队，自寻出路去了”。也在转战途中，部队纪律松弛，敲诈勒索、抢劫的事件时有发生。部队进入信丰县城时，破坏纪律的现象更为严重。“部队刚一进城，少数坏家伙钻进酒楼饭馆里去大吃大喝，吃完把嘴一抹就走，有的还闯进当铺,把手榴弹往柜台上一放,故意把导火线掏出来啊，口称当掉，实为恫吓。另外,部队中军阀主义习气十分浓厚。如果不克服这些不良现象，部队不但不能继续执行革命任务，战胜敌人，甚至连部队本身能否存在下去也成了问题。因此，必须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整顿思想，整顿纪律。

笫五，军事上，这支部队自从三河坝撤退后，在敌人的前堵后追之下，一路艰苦转战,根本无暇休整、补充。他们转到赣南山区后,适逢国民党新军阀爆发了混战，部队获得一个短暂休整的时机。在此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进一步提高部队战斗力，就必须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改变过去单纯打仗、专搞军事斗争的方法，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实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此外，赣南地区深受第一次大革命的影响，工农运动蓬勃开展，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而且赣南境内多为连绵不断的山区，地理环境有利于部队隐蔽活动。加上国民党新军阀之间混战方酣，驻扎在湘粤赣三省的大小军阀都卷入了混战，不得不放松对起义军的追击。朱德和陈毅便适时地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转战途中对部队进行了“赣南三整”。

过程

南下失败后，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向赣南进军途中，为保存革命火种， 于1927年10月初至11月下旬， 相继在天心圩、大余（当时称大庾，1957年改称大余）、上堡，三次对部队进行整顿、整编和整训，史称“赣南三整”。

天心圩整顿思想

天心圩整顿，是在1927年10月中旬进行的。这次整顿，主要是通过思想教育，稳定部队情绪，鼓舞革命斗志，坚定胜利信心。

10月下旬，南昌起义军余部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边打边走，跨过闽赣边界，经过筠门岭，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这支孤立无援的部队不仅饥寒交迫，而且还被失败情绪所笼罩。一些经不起失败考验的官兵相继不辞而别，有的甚至带着一个排、一个连离队。 　　

朱德后来谈到为什么要进行整顿时说：“转到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这时部队更涣散了，由三部分集拢在一起，有周士第的一部分，有潮汕撤出的一部分和我原来指挥的一部分，七零八落，没有组织。有些人中途跑掉了，留下的人也还有继续要求走的。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就在天心坪进行了初步整顿，召集军人大会，说明革命形势和任务，指出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以鼓舞情绪和坚定信心。” 朱德回忆：“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革命形势，指出革命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于是，我们就在天心圩进行了初步整顿，召集军人大会。”　　

在当时的军人大会上，朱德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还分析了革命形势：“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是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　　

当时，有人向朱德提出“我们该怎么办？”朱德回答：“打游击呀！”有人接着大声说：“站不住脚哟，反革命天天跟在屁股后头追……”朱德解释说：“他们总有一天不追的。这些封建军阀们，他们之间是协调不起来的。等他们自己打起来，就顾不上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要接受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努力干起来，争取胜利。你们愿意革命的跟我走，我们必须重新把部队编制一下；没有战斗任务和指挥任务的干部，如果不愿跟我走，可以向我说明，准予回家。私开小差是很不安全的。”他还进一步强调说：“我有打胜仗的经验，也有打败仗的教训，我们这支小革命部队，以后不与敌人再打硬仗了，而是巧打智打，并在所到之处与农民结合，专打地主豪绅。总之我们以后的情况会慢慢地好起来，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　

陈毅在会上也讲了话。他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　

这次军人大会之后，又有一批革命意志薄弱的官兵离开队伍。当时聆听朱德讲话的杨至诚回忆说：“朱德同志的讲话，既平易，又简单，却讲出了很深的革命道理。在这革命失败后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极其低落的时候，他的讲话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使我们看见了未来的光明前途，增强了我们的革命信念。我们觉得心里开朗多了。”　　

陈毅也回忆说：“朱德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是不可能的……人们听了朱总司令的话，也逐渐坚定，看到光明前途了。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的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台的。个别同志，也许会上井冈山，但部队是很难保持的。”　　

天心圩整顿，使部队官兵的思想认识得到统一，革命精神得到振奋，革命意志更加坚定，扭转了部队中思想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这次整顿，成为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途中的一个转折点。

大余建新制度

大余整编是在10月底进行的。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整顿了党团组织，二是整编部队。

10月底，部队到达赣粤边大余地区。 这时，蒋桂战争打了起来，粤赣的大小军阀都投入了这场混战。一直追击起义军的钱大均的部队也被蒋介石抽去对付广西桂军。 正如朱德所预料，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继宁汉战争之后，又爆发了粤、桂、湘系军阀之间的混战。朱德利用这一机会，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党、团组织整顿和部队整编。　　

整顿和整编之前，朱德主持召开了一次全体军人大会。这时，由于沿途与敌军作战的损失，加上又有一部分官兵离队，部队只剩下八九百人。朱德知道这些官兵都是淘汰泥沙后的真金，是全军的精华，是宝贵的革命火种，因而他充满信心地说：“同志们，我原来是想有两百个人能同生共死，就能胜利；现在我们有好几百人，我完全相信，任何帝国主义和军阀都不能消灭我们！”朱德还详细地分析了蒋桂混战后的局势和这支部队的前途，并着重强调要保存这支革命的有生力量，就应该依靠农民群众开展斗争。他说：“现在，我们是在退却，大家都拖得很苦，但办法还是有的。在这一带活动的是滇军。滇军，我熟悉，他们和蒋系、桂系是有矛盾的。我们只要能很好地掌握这个矛盾，一定能想出办法来……只要大家一条心干革命，胜利就是我们的！”　　

接着，陈毅开始对部队中的党、团员进行重新登记，成立党支部，并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中，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1937年，朱德回忆此次整顿时说，“把干部弄成教导队，组织了党的支部，建立了连的指导员、政治部、支部书记……”后来，朱德又回忆道：“那时党员比较多，把党的组织加以整顿以后，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就依靠他们去巩固队伍。”

在整顿党、团组织的同时，部队也进行了整编。为了利于指挥和作战，“军、师、团”建制被取消，部队改编为1个纵队，下辖7个步兵连和1个迫击炮连、1个重机枪连。部队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朱德任纵队司令，陈毅任纵队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整编期间，还有一批钨矿工人参了军，扩充了力量。朱德回忆：“我们占领了江西西南部的钨城大余，休息一个星期，进行整编，号召农民和钨矿工人志愿参军。北伐时，原铁军第4军在这里还留下一个运输站，存有几百套被服和其他军需品。站上负责人把物资都交给我们，而且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还有几百名工人和农民参了军。”　

通过这次整顿和整编，这支部队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已成为一个团结稳固的战斗集体。正如朱德所说，正是由于加强了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我们的同志个个像只老虎，我们的队伍经过千锤百炼，现在已经成为一支坚不可摧的钢铁部队”。

上堡整纪整训

上堡整训是起义军于11月初到达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崇义县的上堡后进行的。

11月初，朱德、陈毅率部来到赣南崇义县西南的上堡地区。这里是一片绵亘不绝的山区，便于部队隐蔽活动。在这里，朱德、陈毅继续对部队进行整训，主要是整顿纪律和整训部队。　

当时，部队奉命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朱德和陈毅采取有力措施整顿旧军队中的不良制度和作风；明确规定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只有没收委员会才有权没收财物；官兵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不得侵犯工农群众的利益。同时，部队还开展了新的游击战术的军事训练。　　

朱德从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游击战的重要性。他提出，在今后的武装斗争中，必须思考“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新战术问题”。由朱德口述，部队编写了新的训练教材，提出了诸如“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歼”“常遣精兵骚扰敌”等战术原则。据朱德的回忆，当时进行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天天上。朱德精心讲授了第一课。课后，他将学兵带到训练场，把全队分为两个连，进行对抗演习，并亲自担任进攻连连长，组织士兵按照新的队形练习动作。在以后的训练中，朱德经常到训练场亲自指挥、讲解和示范。 　

起义军中的指挥员，多数是原来叶挺独立团的，有不少来自黄埔军校，他们学的都是正规战的那一套。起义军中的战士,有许多参加过北伐战争，打的也是正规战。南昌起义后，也一直打的是正规战。而当时形势和任务发生了变化，城市武装起义失败了，部队转移到了山区，需要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朱德同志适时地组织部队进行了游击战的学习与训练。整训的时间，虽然只有二十天左右，但在战略战术的转变上所起的作用却很大。正如朱德同志所说:过去只知道在城市里起义，这时候才知道还可以上山打游击。

通过这次整训，部队有了铁的纪律，步调一致了；学会了新的游击战战术，增强了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本领。部队根据朱德的指示，在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区村镇为中心的地域，开展游击战争，实行了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 起义军在上堡地区不仅从容地开展了整训工作，在战略战术方面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此开始转入正确的游击战的方向。经过这次整训，起义军的情绪稳定了，作战方法改变了，同群众的关系也更密切了。这标志着部队逐步由实行正规战向实行游击战转变。除了出操上课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外，部队还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生产，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原来只知道打仗的部队开始搞群众工作了，这是南昌起义部队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的最初实践。

意义

（一） “赣南三整”开始于10月初，“三湾改编”是9月29日开始的。这两起重大事件，不仅在时间上很接近，而且在做法上也极相似。虽然“赣南三整”没有像“三湾改编”那样明确提出把支部建在连上和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但却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员分配到各连队去。在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整编部队等方面的做法是非常相似的。这说明，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虽然是在两个不同的地区，领导着两支革命部队，但他们在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所走的道路是相同的，因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即从思想教育入手改造部队，进行组织整顿和纪律教育是相同的。

(二)在“赣南三整”中，把思想教育、组织整顿、军事训练三者结合起来，是朱德同志的独创。起义军经过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之后，根据形势任务的要求，进行必要的训练,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实现战略战术的转变,这是一条非常宝贵的经验。为了完成革命任务，朱德同志在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之后，抓住有利时机，在上堡对部队进行了二十多天的军事训练，使起义军的军政素质得到全面提高，从.而在两个月后、再举义旗,发动了湘南起义,创造出另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且实现了在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三)“赣南三整”不仅对人民军队的团结、巩固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我们以后的整党、整军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从继承与发展的意义上来讲，也可以说，我们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整党、整军，无不和“赣南三整”有着内在的联系，只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注入了新的内容，有了新的发展。应该说，“赣南三整”在我军发展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历史证明“赣南三整”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建军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经过整编、整训，南昌起义军余部保存了一批经受过严峻考验、具有坚定革命意志的骨干力量，作战形式上也开始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为日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